主要的核心观点是近年来,世界多极化趋势不断发展,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开始显露坍缩征兆。然而,美国仍然保持着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其内政外交政策选择一直具有全球性影响。特朗普政府实施的“美国优先”政策对全球秩序造成了严重冲击,特别是对华发动极限施压性的“贸易战”和战略竞争,使中美关系发生严重倒退。特朗普政府随心所欲、极端强硬的执政风格,不仅招致很多国家的激烈批判和反对,在美国国内也引起了巨大争议。美国大选已经落下帷幕,尽管现任总统特朗普仍然没有承认和接受败选事实,但美国政府更迭已经无可逆转。新一届美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我们将如何应对美国因政府更迭而发生的政策调整?
李晓教授在文章指出了现阶段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态势。自15世纪末大航海时代迄今,全球化经历了近五百年的发展,虽有多次的高潮和低谷,但总体来看是无法逆转的历史进程。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本质上是全球化分裂,即世界主要大国尤其是第一、第二大经济体之间不再有统一的有关全球经济发展的价值观或共识,两者秉持着各自的自由贸易理念不是相向而行,而是分道扬镳。具体来看,现阶段的全球化分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规则的分层化”。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G20力量的日益强大,美国认定它曾经支持并主导的WTO规则等对自身造成了巨大损害,必须重新组建并主导新的、更高规则水平的贸易体系,并将中国排除在外,其目的就是要搞经济全球化的“去中国化”,即构建一个或多个排
斥中国的、由少数发达国家或周边国家、地区组成的更高市场规则标准的自由贸易体系。其本质,是要搞全球化规则的分层化。
第二,经济全球化“范围的区域化”。20世纪末21世纪初,新区域主义浪潮开始兴起。一方面,在全球多边贸易安排受阻的情况下,全球性的区域贸易合作和一体化进展迅速,相互临近的国家或地区纷纷构建更加符合自身利益的区域性制度安排,如目前仅在东亚地区就交叉存在着至少七个区域性多边合作框架(谈判进程);另一方面,伴随着技术进步、跨国公司企业组织和经营模式转变以及不同国家、地区之间要素资源价格的变化,发达国家产业链布局的区域化、本土化调整早已开始,新冠疫情的暴发及其全球扩散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实现产业链与中国“脱钩”,无论其是否真正可行,都不意味着“去全球化”,而是将原来过于依赖中国的产业链布局进行新的区域化(本土化)调整。在这方面,中国并非完全被动,有许多主动的战略空间。
第三,经济全球化“内涵的分裂化”。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结构日益金融化,脱实向虚的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其主要后果之一,就是美元体系的强化并控制了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与方向,因而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涵之一,就是金融、贸易和投资全球化的齐头并进,相互拱卫。然而进入21世纪尤其是特朗普执政后,经济全球化在内涵上发生了明显分裂: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出现分层化、区域化发展态势的同时,最符合美国利益、也是其最具竞争力的金融全球化却依然如故,美元体系的逻辑与权力并未出现任何调整的迹象。因而,仅仅关注全球贸易、产业链的调整是片面的。
归纳起来讲,全球化分裂正使得经济全球化处于新一轮调整过程中,其核心是在金融全球化格局即美元体系依旧的条件下,在产业链布局和贸易规则等领域作出规则分层化、范围区域化的重构。无论如何,这都不是“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而是将原有的全球化架构进行拆解,试图组合成一种新的体系结构。其核心目的,就是确保美国对新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和控制,同时孤立、遏制和打压中国崛起。
于潇教授研究的主要是解构主义:美国政治新趋势及其对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影响。一是后现代结构主义的分析框架,二是特朗普总统的结构主义执政特征,三是特朗普对东北亚区域关系的解构与建构,四是拜登执政后对东北亚区域政策的调整方向,五是特朗普解构主义的长远影响。王达教授研究的主要是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调整与中美关系走势。指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应对这一挑战的棘手之处在于,中国作为同美国保持密切经贸往来和价值链合作关系的利益相关方,实现了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内的崛起。中国崛起的“内生性”决定了特朗普政府推行的以“脱钩”为主要特征的单边对华遏制战略是难以奏效的。尽管预计拜登政府将在一定程度上调整美国对华战略,但中美大国角力的动态性、长期性以及复杂性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中美关系总体上必然将朝着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方向持续演进。对中国而言,需要制定一个清晰连贯的对美战略,不受美国政治周期变动的干扰。一方面,在夯实基础教育、改善社会民生、发展金融市场、培育创新环境等方面,加大投入、深化改革,打造体制机制的韧性与活力,从整体上提升国家竞争能力;另一方面,以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加快对外开放,尊重国际规则,继续发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作用,努力推动中美关系向着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为中国和平发展创造稳定的国际环境。姜扬副教授主要研究的是美国“印太战略”走向前瞻与中国的战略应对,研究指出美国“印太战略”的实质是平衡和抑制中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日益提高的影响力,
企图打造一个遏制和反对中国的同盟。特朗普政府实施“印太战略”严重激化了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严重影响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大选以特朗普连任失败而告终,拜登政府必将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内政外交战略和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时还指出了中国应对美国“印太战略”之策:第一,既要对美国全球战略重心转移的长期性有清醒认识,也要保持战略自信和战略定力。第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走向是决定美国“印太战略”结果的重要变量,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和分歧是有效对冲“印太战略”关键手段。第三,坚定不移地支持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地位,以更加开放务实的态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还应该积极支持东盟进一步充实其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将区域开发合作、传统安全合作、非传统安全合作均纳入东盟主导的合作框架。